2005年，王舸離開北歌，開始在編創領域探索。名不見經傳，給誰編舞呢？彼時，東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開設舞蹈系不久，在好友的幫助下，他成了舞蹈系的外聘編導。兩年后，他以抗戰時期中國媽媽收養日本孤兒，后又讓其返回家鄉的故事為原型，為該校學生編創群舞《中國媽媽》，摘得第七屆全國舞蹈大賽創作銀獎和表演金獎。同一年，也是在這次大賽上，他為家鄉四川自貢久大藝術團編創的空巢老人題材作品《父親》摘得創作和表演兩項金獎。王舸的名字一炮而紅。

　　查閱學術資料，會發現有多篇論文是討論王舸這些群舞小作品的。王舸能一下子抓住觀眾、抓住業內前輩的眼睛，靠的是一種從生活、從日常肢體動作中提煉出來的舞蹈語匯。“比如《父親》里夾筷子的動作，有快的、慢的、停頓的……在不同的節奏里，銜接以修飾性動作，讓它舞蹈化起來。”王舸一邊說，一邊演示在幾次夾筷子之后來一個大轉身，變換體位的同時變換了節奏。這些人們非常熟悉的日常動作，不僅幻化出藝術的美感，也自帶了講故事的本領，把身為茶館老板的父親迎來送往忙碌背后的孤獨，刻畫得淋漓盡致。“我的作品都是敘事性很強的。”王舸說，人們常說“舞蹈拙于敘事”，可是自己摸索出的編創手法已補上了這塊短板。

　　一個又一個現實題材小作品之后，王舸的編創手法漸漸自成體系，開始邁入大型舞劇領域。

　　2008年起，《騎樓晚風》《徽班》《紅高粱》……算上剛剛在國家大劇院結束首輪演出的《天路》，王舸已經創作了7部舞劇。除了《紅高粱》，這些舞劇都有個共同特點：全新的故事，卻能讓哪怕是第一次走進劇場的觀眾也看得懂。

　　這大概與王舸善于形象思維的天性有關。“我是那種看書頭疼的人。”他有點兒不好意思地回憶起在北京舞蹈學院的經歷，“上學時就覺得跳舞是我的事兒，看書是同學們的事兒。”幾個學期下來，好幾門課程紅燈高掛，靠補考才通了關。直到現在，每次大型創作前，他還是習慣于用形象思維去考慮一個故事能否講得下去，而不是首先考慮故事本身的文學邏輯。這樣的思維慣性，反而讓觀眾全憑肢體動作就能讀懂他要表達的東西。

　　“成名”這么久，王舸還是單打獨斗的自由編導，不掛靠公司，自己也沒有工作室。正如他右手指關節上的紋飾“自由生活”，他害怕束縛和藝術之外的壓力，“一有壓力，我就變成‘王老急’。”